中國殷商時已開始在竹木簡上寫文字，《尚書》的《多士》篇里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薄皟浴钡墓盼淖志拖駜筛鶐ё涌`了一排竹木簡，“典”則像以手持冊或將冊放在幾案上面。但這種典冊在殷商時仍不是書，而只是詔令之類的文字，保存起來猶如后世之所謂檔案。到西周、春秋時，檔案留下來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時人做了不少四言詩，草擬了貴族間各種禮儀的節(jié)目單或細則；還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辭、爻辭；春秋時諸侯國按年月日寫下來的大事記即“春秋”或“史記”。
中國有6000年的文明史，圖書作為重要的標志文明的牌記，與中國古老的文明社會并駕齊驅發(fā)展著。從壁石、鐘鼎、竹簡、尺牘、縑帛到紙張，無一不向社會傳播文明，傳遞知識。但久經改朝換代、天災人禍，能保留下的古書少之又少。所以，古書收藏愛好者認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較清晰。凡國內藏書只此一部的，未見各家收藏、著錄的，一概稱為國內孤本。
時代久遠，傳世孤罕的書籍，自然珍貴。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反被視為珍貴版本，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本來“珍”并不等于“善”，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這就在實際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認為，從廣義的角度說，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應視為珍本；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文物價值為基礎，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年代、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文物價值、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無疑是善本；有時候，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也應視為善本。
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然，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
